華語的方言融合現象是語言傳承研究的重要課題，近代中國有幾次方言大融合的機遇。
一是東南沿海各省華人移民的方言在東南亞的融合，粵方言、閩南話、潮州話、客家話等，在幾個華人聚集的城市混合使用，並與當地語言和殖民主的語言相融，創造了不少新詞匯，並發展出獨樹一幟的華文文學。
二是抗戰期間各省公務人員及軍人向後方撤退，學校西遷與集中尤為重要，四川成了現代華語的大熔爐。
三是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遷台，大陸各省的方言在台灣大融合。台灣不僅因為早期漢人移民保存了閩南話和客家話，也因為這個特殊的機緣讓各省的方言在島內長時間的交融。借用周清海、李宇明教授的「大華語」概念，台灣也是大華語的寶庫之一，是語言傳承研究與文化保持、創新的實驗室。
我的父母在抗戰後的北平相識，38 年荒亂中到了台灣。父親是豫西南的農村子弟，因抗戰而離開家鄉投入軍旅，雖然曾在西安、重慶、洛陽、北京、上海和台灣待過，卻基本上沒改變他的鄉音。母親是在北平長大的，講得一口標準國語。我自幼在台灣的眷村成長，加上多年來在海外華人社會的工作歷練，對華語的語言傳承有特別深刻的感受。
台灣眷村的語言環境和語言的融合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大體而言有 4 種類型。
一是父母都來自大陸，沒有哪一省占優勢，由於子弟都讀同一所學校，共同語是孩子們從學校帶回來的國語；這種眷村以陸軍為主。
二是父母都來自大陸，曾在四川受訓或最後從四川到台灣，約定俗成下以四川話作為共同語言；這種眷村以空軍為多。
三是民國 38 年許多後勤單位整廠遷移，包括設備與人員，如被服廠、兵工廠，在台灣地區南部重建的新廠區，周邊的眷村以來源地的方言作為共同語，如高雄前鎮的 60 兵工廠來自南京，全講南京話；小港的聯勤第二被服廠來自青島，附近幾個村都講山東話。
四是父親因年輕或單身來台，娶了本地媳婦,分配到新建的眷舍，單位面積小、戶數多。父系方言是弱勢，母系方言因為有社會基礎，反而較具優勢。村裡國語、閩南話、客家話都通行，語言的多樣性和文化的雜糅，超出一般人對眷村的刻板印象。
我出生在高雄大寮一個 200 戶的村子，屬於第一類眷村，父母講濃厚方言口音的國語，小孩全說標準國語。後因母親工作關係住過高雄小港第三類的眷村，鄰居同學都講山東話；最後因第四類新建眷村每戶均設有附抽水馬桶的廁所，家父堅持遷居，成了我住了最久的眷村，我的童年主要是在第四類眷村度過的。這個多元文化的第四類眷村，對我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第四類眷村中的父親，許多都是大陸的少年兵或官階較低的軍人，本身教育水準不高，因此大都只能娶到本地出身弱勢家庭的女性，其中不少是山區的客家人、台灣少數民族，甚至有一些是身障的。這類眷村混居了校級軍官和士官，母親是本地人的居多，子弟在台灣有一個俗稱「芋仔番薯」，他們是弱勢的外省人，大家耳熟能詳的眷村名人鮮少出自第四類的眷村。
眷村中每家均貧，所以大家沒有比較、不分彼此玩在一起。我到讀高中之後才接觸到城市裡長大的孩子，其中也有少數非眷村的外省子弟，也開始有左營海軍眷村的同學，才逐漸發現家庭背景的差異性。
到了大學，直接間接認識了更多不同背景的外省人，雖然大同小異，我卻更留意那些小異，常常思考在眷村成長對我人格的影響。我因為在第四類眷村成長，習慣聽各種各省和台灣方言，也看到各種形式的祭祀活動（拜拜），對我後來研究海外華人有很大的幫助。
大家都知道台灣眷村語言文化的雜糅現象，但目光集中在融合了大陸各省，卻忽略了與台灣本土方言與文化的融合。
還有一個被忽略的是各種遊戲與童玩，第四類眷村保留了不少閩南人的傳統遊戲，其中甚至有日本味很重的遊戲，這是我在前兩類眷村沒見過的。一般人對眷村的理解，都缺少對第四類眷村的認識，值得研究但卻少有學者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