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洋服同業總會榮譽理事長張小法的西服店，在靠近市民大道的大安路一段巷子裡，店招是用他的簽名設計的，如此簡潔，這般醒目。他是國內西服界的大人物，許多政治人物與企業家都是座上賓。
張小法帶領中華民國洋服同業屢在國際競賽獲得金牌，因而多次獲總統接見，前後任台北市長柯文哲與蔣萬安也親自鼓勵嘉勉。訪談開始不久，張小法便目光炯炯說道：「我跟蔣萬安說過，是你祖父和你曾祖父帶我們到台灣的！」這句話，輕得像裁縫桌上的布屑，重得像壓在大陳島人胸口七十年的石塊。
這是段漫長、奇險又充滿血淚的大時代故事，故事起點在浙江外海的大陳列島，而中途站則是散落在台灣各處三十五個有著不同村名，如同三十五個列島的「大陳新村」。
列島名稱與村名可以簡化，但是人生不能。
大陳島原為中華民國反共救國軍基地，撤退前曾由前總統府資政胡為真的父親胡宗南將軍化名秦宗昌指揮。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大陳島的門戶一江山島遭共軍攻克，大陳島失去屏障，蔣中正總統百般無奈，與美國達成執行「金剛計畫」協議——同意放棄大陳，換取美國協防金門、馬祖，並加速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承諾。
二月八日上午九點起，總數約一萬八千人的大陳島居民，帶了家當登上美國第七艦隊的登陸艇，時任海軍總司令的梁序昭親自坐鎮，與第七艦隊協調合作，成功將大陳島守軍與居民送抵台灣，而前總統蔣經國是最後離開大陳島的一批人。大陳島人從基隆港踏上台灣後，從此迎向各自的命運。有關大陳島撤退的報導與口述歷史紀錄汗牛充棟，從那些文字與影像裡，我們知道許多大陳島人以為只是來台灣避難，一陣子就可以回去了，沒想到一走就是一輩子。
沿海岸散落 35 個異鄉
一萬八千人，對當時的台灣社會來說，是一個龐大而突兀的存在。不同於一九四九年隨著軍隊撤退的軍眷，他們是整村、整島被連根拔起，拉運到台灣的平民。政府為了安置這群被稱呼「大陳義胞」的平民，將他們打散，沿著台灣的海岸線與邊緣地帶，建了三十五個大陳新村。
從地圖上看，這是一條沿著基隆、宜蘭、花蓮、台東、屏東、高雄、新竹分布的流浪軌跡。每一個點，都有無數個人生被硬生生斬斷，又拆解重組的艱辛故事。
前交通部長葉匡時的母親是大陳人，父親是溫嶺人，他的回憶裡有花蓮大陳一村一個個潮潤午後。當年這裡住的多半是上大陳來的漁民，那年葉匡時才兩歲，但童年貧窮的人生氣味，教他記憶猶新。
「父親在農林公司的製冰廠當技工，有宿舍，農林公司民營化後沒了工作，但父親不是大陳人，分配不到房舍，只好搬進大陳一村裡的活動中心。」
那不是一個家，而是一個巨大的、沒有隱私的公共空間。十戶左右人家擠在活動中心裡，用木板和布簾隔出一間間違章建築般的棲身之所。孩子的哭聲、大人的吵架聲、煮飯的油煙味混雜在封閉的空間裡。對於年幼的葉匡時來說，那就是世界的全部，直到他念小學三年級時，母親在海關找到一份廚工的工作，才得以搬離，住進海關宿舍。
「大陳村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同質性很高，跟第一代來自各個省份的軍眷村不一樣。」葉匡時說道。
這種封閉性，既是為了保護自己，也是因為語言的隔閡。大陳話（台州話）保留了許多古音，與台灣通行的閩南語、國語截然不同，這讓大陳人在剛剛到台灣的時候，像是住進了語言的孤島。
今周刊副社長兼總經理梁寶華則在屏東高樹度過了他的童年。
「我們住在屏東高樹的自強新村，就是第四新村。」梁寶華回憶起那個時間與空間距離都已經很遙遠的家，語氣中帶著一絲酸甜的苦澀，「那時候家裡真的蠻破落、蠻小的。家裡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那時候姐姐已經出生，還有我，及剛出生的弟弟，一家六口擠在一起，連睡覺的地方都不夠。」
這是所有大陳新村的共同地景——狹窄、擁擠、克難。
在高雄旗津大陳人聚集的實踐新村，房子分為「大房子」與「小房子」。五口以上之家分到「大房子」，也不過八坪多；四口以下則是四、五坪的「小房子」。
「爸爸在大陳島時就在碼頭工作，來台後也分配到高雄港碼頭的工作。」
中華企業聯合交流協會理事長賈銘華的老家在小房子這邊，雖然比起分配到偏鄉務農的大陳人日子好過，但父母親的收入只夠讓一家勉強溫飽：「我四、五歲的時候眼屎多到眼睛張不開，就是因為營養不良（缺乏維生素 A）。」
高雄旗山凱旋新村是所有大陳新村裡唯一的軍眷村，水產學校畢業後跑了七年商船的王孟聲，父親曾是大陳島上的反共救國軍。
至今他仍記得四面壓擠的窒息感：「我們家不到五坪，已經是眷村裡最大的了。吃飯、洗澡、睡覺全在那四坪多的空間裡。下雨天，媽媽在後面加蓋的小廚房煮飯，雨水還會從縫隙裡漏進來，淋在身上。」
就是在這幾坪大的空間裡，大陳人開始了他們在台灣的「暫居」歲月。只是誰也沒想到，這個「暫」，竟是一生。
政策錯置下的艱辛生計
政府在安置大陳義胞時，原本有一套看似合理的邏輯：漁民往沿海送，農民往內陸配。但因執行的官員初來乍到，不熟悉台灣地理環境，於是，習慣海風的人拿起了鋤頭，習慣撒網的人面對著旱田。這場錯置，成為了許多大陳家庭生計困頓的根源。
梁寶華的家族遭遇就是這個政策下的縮影。他的祖父在老家是漁民，但當漁民實在窮怕了，他選擇務農，卻因面對陌生的土壤、氣候與作物，加上語言不通，導致生活陷入了困境。
「漁民生活太苦，所以爺爺選擇務農，被分發到屏東高樹。但務農真的很難養活一大家族，所以我們的生活都很辛苦。」梁寶華說。貧困像一道勒在脖子上的繩索，逼得他們必須再次遷徙。在他小學一年級時，家裡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屏東，到高雄去發展。
這是一場為了生存的「二次移民」。父親一開始賣菜，後來去當了碼頭工人。「因為碼頭工人的待遇比較好，他就這樣一直做到退休。」梁寶華搓了搓手，淡淡地說。
高雄港的碼頭，成為了許多南部大陳人的避風港。在旗津實踐新村，這裡靠近港口，許多人從事碼頭裝卸工作，生活比屏東、花蓮那些偏遠村落來得穩定。但即便如此，那種只能出賣勞力的生活依然貧困。
為了減輕大陳家庭的負擔，蔣宋美齡創辦了華興育幼院及華興小學，收容照顧大陳孤兒或貧困家庭的子女。張小法一家到台灣時被分配在新竹南寮，他與爺爺、奶奶留在新竹，而父母親則在台北打拚，二哥因此進了華興小學，兄弟迎來截然不同的人生。張小法說 :「進去的是幸運的一群人，我不到五歲，媽媽不捨我去。」去念華興，人生也許又是另一種光景。誰知道呢？
新竹南寮信義新村還住了很多大陳人，村口雜貨店老闆七歲就被送進了華興小學。華興提供了衣食無虞的環境，甚至比家裡更好的教育，但代價是親情的割裂。「父母只能在鐵窗外這樣看我們。」他回憶起那段隔著鐵窗凝視父母的時光，眼神裡有感恩，也有難抹的酸楚。華興體系培養出了許多優秀的大陳子弟，讓他們更早地融入了主流社會，漸漸淡出了村落的集體生活，卻成為了另一種形式的「離散」。
敬請期待下篇：七十載離散終讓異鄉成故鄉 台灣島上的大陳島人 （下）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