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西門紅樓南側的漢中街往西本願寺徐行，一會兒功夫，就到了長沙街二段口了。
從西本願寺廣場那頭回首四顧，一瞬間你就會找到那個角落。它始終在那裡，只是換了另一種形式，而讓這個角落被寫進歷史的人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如果能回到 125 年前的西元1900 年，我們會看到這個位在艋舺中部，木造房舍整齊排列，街道筆直乾淨，空氣混著泥土與新式商家氣味的新市街正欣欣向榮，日本人管這裡叫新起町。百餘年後來這裡，是為了尋找那位叫孫中山的滿清朝廷要犯租下的洋樓。我眼前的這個角落，就是當年這幢房子的所在地。
根據《孫中山年譜長編》與《台灣日日新報》的資料，光緒 26 年（1900）6 月，國父孫中山因策畫惠州起義遭清廷通緝，在日本方面協助下抵達基隆，旋即被秘密護送至台北。他在新起町租下了大稻埕聞人李春生擁有的樓房，作為臨時寓所，更準確地說，是作為他指揮革命的「離岸通訊所」。
新起町租下洋樓寓所 建立革命離岸通訊中心
國父在這裡待了 42 天，當年他一定也曾推開過那樓房的某扇木窗， 就著窗外落進來的天光檢視從香港、東京轉來的電報。那時的台灣才脫離清廷統治沒幾年，尚未融入日本社會，處在「介於帝國邊緣與革命核心之間」的地緣縫隙。
清廷無法跨海追捕他，國父也得以在這裡短暫隱蔽，將之做為跨境通信的安全節點。而如果你也熟讀過他寫的「建國方略」，就會知道台灣在國父眼中是「被帝國主義侵奪之中國領土」，他對台灣是既有深情，也寄了厚望的。
我站在新起町的遺址上，那種埋在歷史裡的塵埃被吹拂而湧動的酥麻感格外清晰，台灣並沒有置身在國父締造中華民國的革命行動之外，在以建民國的歷史上，台灣是留了痕跡的。
新起町的洋樓不是國父唯一在台灣駐足過的地方。離開西門町，搭了計程車抵達台北車站旁的逸仙公園。與中山北路和市民大道的喧鬧相比，這裡像是一個被折疊起來的時空。我推門進入公園裡的料亭建築「梅屋敷」，這個空間，也是孫中山先生停駐過的，淡淡的木頭香氣蒸著，散放的氣味彷彿來自百年前的那個夜晚。
1913 年，中華民國雖然成立了，但軍閥割據，國事如麻。二次革命失利後，國父在胡漢民等人陪同下離開上海，搭乘郵船北上。根據《臺灣總督府文書 ‧ 外事密錄》與《臺灣日日新報》8 月報導，他在基隆短暫停靠後，被日方接往台北，於御成町的高級料亭「梅屋敷」下榻。這是他第二次踏上台灣。
梅屋敷下榻密會同志 博愛遺墨照耀台灣民主
「屋敷」是大房子的意思，這個院子裡種了百餘株梅花的大房子是日據時代政商要人的聚會場所，當時由日本人大和宗吉經營。國父在梅屋敷裡和興中會老同志楊心如、北部抗日軍首領陳秋菊等人見了面，前總統馬英九也曾在一次國民黨中央評議會中提到，後來在 228 事件中受難的廖進平那次募了 6 萬元給國父，國父因身無長物，回贈了隨身攜帶的一瓶威士忌。
梅屋敷的牆壁上還懸掛著國父寫贈大和宗吉的墨寶，寫的是「博愛」兩字。國父曾說，「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博愛」與「天下為公」也是國父一生追求的理想。
他的思想與主張感染了眾多日據時代台灣島內與海外的知識分子，興中會與同盟會在台灣都設有分會或通訊處，同盟會台灣通訊處就是蔣渭水與杜聰明成立的，蔣渭水甚至被封為「台灣的孫中山」。
民國 34 年台灣重新回歸中華民國懷抱，國共內戰後甚至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治理的唯一領土。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化成就，承繼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手上的火炬，這是寶貴的歷史機遇，也是如同上帝贈予台灣的禮物一般的遺產。走過這 2 個國父足跡踩過的地方，你也會珍惜那樣的感覺。
